黄冈好人尤国才：守护患病妻子27载，用爱书写人间真情

其二，风险规制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信息，这方面立法机关无论从组织结构还是程序上都无法做到。

城市建设（包括规划、拆迁、房屋登记等）行政案件自2002年以后有较大上升，跃居第一大类。2010年各级法院二审结案35188件，其中开庭审理12380件，占35.2％。

全年审结各类再审案件46214件，其中改判11729件，发回重审5595件，再审改判与发回重审案件占同期全部诉讼案件的 2.2‰。对行政诉讼的原告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坏消息。[9]（二）判决方式结案在判决方式结案中，支持被告的判决（包括维持行政行为、驳回诉讼请求等）从1987年的59.2％迅速下降，到1997年只有12.7％。发回重审的比例也比较明显，2008-10年约为10%。《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发表时略有修改 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 。

据此推算，对一审判决的上诉率约为78.8％，对一审裁定的上诉率约为49.1％。[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07]20号。公权力行为违宪最可能出现在行政诉讼案件中。

参见小桥:《美国国内监听项目计划被裁决违反宪法》，《中国日报》2006年8月18日。决定是否依据宪法审判的权力，应该由法院内部的权威组织来行使。审判委员会的任务在于，总结审判工作经验，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当然，基层法院的违宪审查申请书仍须逐级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将违宪审查申请书递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

[17]参见徐玫、竺常:《建立我国宪法诉讼制度初探》，《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其次，从审判委员会的性质看，它具有作出是否依据宪法进行裁决的权威性。

[13]另一方面，从宪法发展的角度看，将全国人大的公权力行为和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纳入违宪审查的范围之中，是大势所趋。四、构建我国复合型宪法诉讼制度的具体设想(一)不涉及违宪审查宪法案件的审理由于宪法诉讼制度与违宪审查制度是分离的，因此，涉及和不涉及违宪审查就有很大差别。(2)确定宪法案件的组织。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认为由于缺乏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而需要直接将宪法的有关规定适用于正在审理的案件，可以提出适用宪法的规定。

3·违宪审查机关的审查及其决定(宪法解释)违宪审查机关进行的审查(宪法解释)活动包括作出审查决定(宪法解释)，已超出笔者在此探讨的范围。对这一层次的地方性法规的违宪审查请求书，由省、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向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递交，而无须由最高人民法院递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案件一律采取合议庭进行审理。(二)涉及违宪审查宪法案件的审理1·违宪审查(宪法解释)请求的提出(1)提出违宪审查(宪法解释)请求的主体。

4·法院裁决对违宪审查决定(宪法解释)的运用违宪审查机关通过具体的个案作出普遍性的、抽象性的审查决定或者宪法解释决定，具有一种立法的性质，从而成为未来生活的规则。法院在宪法案件中确认民事责任，并不是指这类案件解决的是民事权利争议，而是指宪法权利被侵害后无法通过宪法责任进行救济时可以通过承担民事责任的形式来实现对宪法权利的救济。

但是，违宪审查决定(宪法解释)在形式上仍然是对法院作出的，针对的也是法院提出的违宪审查(宪法解释)申请，而法院则须依据违宪审查机关的审查决定或宪法解释进行裁决。[2]参见包万超:《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庭并行的复合审查制》，《法学》1998年第4期。

1)关于对法律、法规的违宪审查。和普通诉讼案件一样，宪法案件的裁决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确认所要适用的宪法条文和法律、法规、法律责任的确定。自治区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在采用普通法院型宪法诉讼模式的国家如美国，近年来多种类型的公权力行为被纳入违宪审查范围之中。案件当事人可在起诉时或诉讼过程中向法院提出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二)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制度相分离原则所谓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制度相分离原则，是指在制度设计中将宪法诉讼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分别由两个国家机关组织实施，即由法院对宪法案件进行审判而不对法律及国家机关行为是否违宪进行审查，由违宪审查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对法律及国家机关行为是否违宪进行审查。

第一是穷尽普通法律救济方法原则，即指一个案件要直接依据宪法进行审理，或者要将宪法作为裁判的依据，其前提必须是要穷尽其他所有的法律救济方法;只有在其他法律救济方法用尽，公民的权利尚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的情况才能用宪法作为裁判的依据进行判案。而与宪法存在直接的关联又有两种情况:(1)法官直接依据宪法进行裁决。

在德国，根据学者的研究，宪法诉愿存在两个基本规则:(1)只有当公民完全用尽了其他法院向其开放的法律途径即他在为取得对其诉称的宪法损害的弥补而已经采用了取决于案情的所有可能的诉讼手段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出宪法诉愿;(2)只能是对于基本权利的损害才能通过宪法诉愿提出请求。而涉及违宪审查的案件则不然，只要法院认为存在违宪的疑义，就应该裁定该案件中止审理，报请违宪审查机关进行审查，待违宪审查机关作出该法律、法规或公权力行为是否违宪的决定后才能依据该决定作出判决。

其次，如果法院以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依据不当而驳回起诉，当事人势必会另找依据再行起诉。这些规定非常明确，其中并未规定法院的违宪审查权力。

[9][15]参见[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205页，第486页。第二个层次，自治州、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就是说，要以宪法作为案件裁判依据，其前提必须是没有其他法律、法规为依据。当然，一些案件确实涉及当事人的隐私、国家机密及商业秘密的，也可以实行不公开审理。

[4][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有一种观点认为，宪法诉讼必须解决宪法争议，[14]也就是说，就宪法上所规定的宪法职权、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争议和纠纷来进行裁决。

第二个问题是，违宪审查决定(宪法解释)是只对个案有效还是具有普遍效力?由于违宪审查是由立法机关进行的，违宪审查(宪法解释)在本质上属于立法行为，因此，违宪审查机关作出的审查决定(宪法解释)应当被赋予普遍的效力，而不只是对某一个案件有效。设立独立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法院则必须突破这一根本政治制度，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地方性法规可分为两个层次，对不同层次的地方性法规违宪审查请求书的递交存在差异。宪法法院所进行的是纯粹的违宪审查，普通法院在具体案件中运用宪法法院的裁判处理具体的争议但却并不作违宪审查。

个人的民事权利始终是宪法中的国家政治权利和个人的政治权利的目的，宪法中的国家政治权利和个人政治权利是个人民事权利的手段。齐玉苓案曾被认为第一次打开了法院以宪法为直接判决依据的大门，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的‘直接对话，被称做‘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从各国宪政实践来看，只有一部分国家将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合而为一，如美国、日本等。因为不涉及违宪审查的案件范围远远大于宪法诉愿的概念范畴，它还涉及除公民基本权利之外的其他领域。

(3)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宪法实施进行监督的具体手段———改变或撤销。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另一思路，是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宪法委员会或在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基础上再让最高人民法院共同行使违宪审查权。

承办案件的法官认为所要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涉案行政机关的行为可能与宪法相抵触的，可以提出对法律、法规或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违宪审查的请求。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

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宪法审判庭，其职权之一是审理宪法案件，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审理的案件，也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上诉审法院对宪法案件进行的审理。涉及违宪问题，有明显根据的，它就决定递交违宪审查机关进行违宪审查;反之，不涉及违宪问题，没有明显根据的，它就决定不递交违宪审查机关进行审查。